欣逢澳门回归二十周年之际，各界媒体都在介绍澳门风情、回归前后的变化。提到澳门的当代史就不能不提到对澳门有特殊贡献的、广东省海丰籍柯麟、柯正平兄弟。二人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兄弟俩由于革命的需要，分别在香港、澳门等地从事地下党的工作直至全国解放。自此，他们为澳门的建设事业以致推动澳门回归祖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澳门的美好未来贡献了自己毕生精力。
澳门风光
柯麟（1900年—1991年），原名柯辉萼，1920年在海丰中学毕业后，考进广东公医大学。1924年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任该校团支部书记，成为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广州地区学运领袖。1927年随“南昌起义”队伍参加“广州起义”，负责救护伤员。大革命失败后，柯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工作，开始了在隐蔽战线长达二十五年的战斗生涯。
1929年彭湃在上海牺牲后，柯麟配合党组织惩杀了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后经党组织决定，离沪到福建厦门工作。因该地党组织遭破坏，就赴香港开设华南药房，后因党组织要他到澳门照料叶挺将军，遂举家移居澳门。他以医生身份做掩护，先后在上海、厦门、香港、澳门从事地下工作，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保护了许多著名的革命家、知名爱国人士和革命群众，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救治民众，并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杰出成就。
他的革命经历中，联结了我党早期无数先烈的人生轨迹，如张太雷、周文雍、陈铁军、彭湃夫妇、蔡和森、李硕勋、叶挺等革命先烈，都是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叶剑英、陈赓、潘汉年、廖承志也都曾是他的直接上级领导。那是群星灿烂的时代，柯麟战斗的前半生，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的真实写照。
柯麟早在中学时代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同志的挚友，一起参加声讨袁世凯、恢复民国的斗争，追求革命真理，接受进步的革命思想。柯麟同志与进步同学一起，举行了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罢课。广州“８·１５”事变时，他已毕业留院工作，他以自己的合法身份掩护了许多党的干部和进步青年。从此，他就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奉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柯麟 来源《柯麟传》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先后发动了上海“４·12”事变和广州“４·15”事变。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柯麟同志从广州到上海，又从上海辗转到武汉，出席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之后，受党组织委派，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军医、军部医务处主任、广州后方医院副院长等职。此时，中山大学一夜之间300多名进步学生遭到逮捕，柯麟同志以医生的身份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掩护转移了大批进步学生。同年12月11日，柯麟同志任第四军后方医院副院长，随军部返回广州后，毅然参加了广州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处于低潮，他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常常以医生身份作掩护，经常与先期参加革命的李硕勋、叶挺、潘汉年、叶剑英、彭湃等同志秘密联络。1928年根据党组织安排，柯麟同志化名柯达文，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面，在上海开办达生医院。就是他跟贺诚两个人是医务工作者，这个医院实际上是党中央政治局秘密的开会场所。达生诊所共3层楼，中央政治局在2楼开会的时候，柯麟就坐在楼下坐诊望风。如果有什么敌情，柯麟在楼下就发警报，楼上开会的同志，就从后面的楼梯下来赶快离开。
柯麟同志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期间，不但从事医疗、掩护工作，还参与保卫工作，在革命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坚持革命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避免敌人怀疑，保证机关安全起见，5个多月后，周恩来和邓小平通知他和贺诚分开单干，于是柯麟又来到五洲药房挂牌行医。1930年在党开设的香港南华药房担任联络工作，1936年到澳门担负同叶挺同志联络工作，并以医生身份开展社会活动，先后任澳门镜湖医院院长、镜湖医院慈善会副会长、名誉会长，1949年任澳门南通银行董事长。
他身在港澳工作，心向往着中国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1935年至1951年在澳门工作的17年中，柯麟积极为党工作，曾经帮助文化界知名人士梁漱溟、范长江、夏衍、金山、蔡楚生等人自香港经澳门逃脱日寇魔掌。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传到澳门，澳门的中共地下党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但是此时葡萄牙政府，严格禁止共产党活动，国民党特务也采取了各种暗杀行动。当时澳门还没有人敢挂红旗，10月1号，知道新中国成立了，柯麟派人在街口挂出一个很大的红旗，在镜湖医院也升起五星红旗，时间比广州升起五星红旗还要早一个多月。
上世纪50年代初与何贤、马万祺先生合作将一批汽油、雷达等军用物资从澳门运往大陆，打破美国及其他敌对国家的禁运。1949年10月10日柯麟和马万褀在澳门的平安戏院，主持召开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宣布支持共产党，从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21年后柯麟终于可以公开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
柯麟在医疗事业上奋发进取，由一名普通开业医生，一跃成为澳门镜湖医院的院长，并把这所不起眼的医院办成澳门规模最大、管理最好、医疗水平最高的著名医院。但是，鲜为人知的是直到1950年他离开澳门，都没有拿过镜湖医院院长和护校校长的薪水，但医院却在他的领导下步入科学规范化，成为深受澳门人信任的留医场所。
柯麟以华南一代名医的显耀身份跻身于澳门上层社会，赢得了各界人士的信赖和赞誉。他在澳门以镜湖医院为工作基地，出色地完成了团结上层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与葡国政府周旋，维护澳门人民群众利益，支持抗战和解放战争，迎接全国解放的任务。他离开澳门时，受到澳门各界人士隆重欢送。
1951年，柯麟担任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1962年起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同时兼任澳门镜湖医院院长、董事会副会长、名誉会长。1977年柯麟任卫生部顾问（正部级），1983年起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始终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在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长期任医药卫生组组长，他不顾年老体弱，行动不便，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参政议政，为促进我国卫生教育事业，尽了极大的努力。在中国的医学教育战线上，以丰富的治学经验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从严治院，使中山医学院独秀南国，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柯麟被誉为中山医学院的一代宗师。1991年9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
柯正平（1911年—2005年），又名柯平，广东海丰人。1936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澳门共产党组织机构的创建人之一曾任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南通银行董事长、澳门中国旅行社董事长、新华社香港分社顾问、南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新华社澳门分社顾问等。在澳门回归历程中，先后担任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柯正平在澳门工作六十多年，他的工作、生平犹如一部澳门近代史书（人称“澳门王”）。
前排右起：霍英东、何贤、任仲夷、柯正平、王匡。二排右起：曾定石、马万祺、梁湘、李菊生。1981年10月29日任仲夷访问澳门与港澳知名爱国人士合影图）
柯正平曾是中共在澳门的最高负责人，是原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是分治后的中共澳门工委的第一把手。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至本世纪初的现今，柯正平参与了澳门历史上社会政治的一切大事件，并每每处在关键位置。从营救失陷在港澳的数十位中国文化精英，到组建澳门的抗日救亡队伍，到组建东江纵队的港澳支队，柯正平都是组织者和主要干部。1949年新中国成立，柯正平策动澳门的社团在澳升起五星红旗。1951年澳门各界就发起“庆祝十·一国庆活动”，主要是发起人是柯正平。
1945年澳门同胞“光复回归祖国运动」，1947年「澳葡和中国渔船事件”、“澳葡打死单车工人朱文彬事件”，1948年“澳葡颁布工会合法化事件”，1947-1948年的“澳门各界为粤省灾民赈灾捐款运动”等等，全部有柯正平领导或参与。1953年「澳葡驱逐国民党势力出澳门”，是柯正平运筹帷幄的成绩。1955年澳葡企图藉“澳门开埠四百年纪念活动”宣布澳门改称“葡国澳门省”，是柯正平领导澳人举行大规模抗争行动，使之企图不能得逞。1963年的“中澳边界划定谈判”，柯正平是参与决定者。1966年澳门爆发著名的“一二·三运动”，柯正平是运动的真正领导者。1967年澳葡向中共无条件妥协后，是柯正平主导澳门的善后稳定工作。
上世纪50年代，马万祺先生与柯麟、柯正平兄弟合影
柯正平参与推动了澳门回归的历史进程。1975年1月葡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年底撤走驻澳门军队，解散葡国驻澳陆军和海军司令部；1976年葡国公布《澳门组织章程》，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1977年葡国开始与北京进行建交谈判；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交。整个七、八十年代的所有有关中葡、澳葡的政治大事，全部有柯正平作幕前幕后的参与推动。
1984年开始中葡谈判澳门回归问题，1986年中葡正式谈判，这其中的中方官方代表团名单中，第一名团员赫然是柯正平。经过三轮谈判，中葡两国於1987年3月26日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柯正平在场见证这个历史时刻。1988年开始起草《澳门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正式颁布《澳门基本法》，其间，柯正平是主要的立法者，他的地位和作用，远超那些「法律专家」、「草委」。1999年12月20日，柯正平以极为重要的位置见证澳门回归。2003年1月，柯正平被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大莲花荣誉勋章”。
1984年1月，邓小平、杨尚昆、王震与霍英东、柯正平、马万祺等港澳知名人士在中山温泉宾馆合影。
柯麟的儿子柯小刚：我的父亲柯麟生活在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年代，那个年代铸就了他的毫无私念的革命理想和人生信念。父亲在澳门镜湖医院义务当院长，离澳赴穗前，澳门人士捐送给他15万元葡币。回来后他分别捐给中山医10万，方便医院(现在的市一人民医院)5万，自己一分不留。从澳门带回的4部小车，除1部留在中山医外，也全部上交。
记得1959年他出差时，组织上按他的级别在家里配置了1台苏联红宝石电视机，这在当时十分稀有，我们觉得它很珍奇。可是他出差回来问清情况后，却坚持把电视机拆了下来，送回办公室。他对我们的教育，也注入了同样的理念，要求我们既要有理想，又要有实际业务本领和能力，而且按祖国最迫切的需要安排我们的专业。
我的大哥柯小麟原来学的是临床医学，毕业时正逢抗美援朝，为抵抗细菌战而安排改学寄生虫专业。父亲本来很想培养我当医生，但是1964年我国与法国刚刚建交，国内奇缺法语专业人才就要我改行学外语。在我12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和普通市民一起就读的中学学习和生活。当时物资条件较差，上学时总是吃食堂的饭菜，放假回家总想改善一下生活条件，可是父亲绝不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子女图便利。
那几年父亲身体不好，暑期里几次由省卫生厅安排到庐山、青岛休养，家属可随行，我们本以为可以有机会和父亲一起去玩一玩，他却分别邀请了著名教授谢志光夫妇、陈耀真夫妇同行。父亲一生注重工作实效、轻视个人地位升迁的言传身教，令我们终身的受益。
柯麟的侄女、柯正平的女儿柯琼10岁那年跟随父亲从澳门来到任广州中山医学院院长的伯父柯麟家里。第一次见到面目慈祥、平易近人的伯父，就给柯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柯琼成了伯父家里的常客，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更加深了对伯父柯麟的了解。伯父在革命年代的风雨历程，她虽然无法亲见，但史料和人们的回忆文章她已读了不少。伯父，还有勤劳贤淑的伯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共同的理想和志趣使他们走在了一起，历经风霜始终不离不弃，近乎完美的人格魄力，让柯琼极为崇敬。
柯琼回忆：伯父待人接物都很细心周到，记忆力也特别好。如有位朋友好几年前曾到伯父家里做客，这位客人因身体关系对某种食物要忌口，几年后伯父再见到他，竟然还记得，吩咐他饮食要注意。这或许是多年的地下党生涯养成的习惯。他和伯母从不以老革命自居，不摆老资格，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伯父和伯母一共养育了十个儿女，个个都是人才，有的是微生学的专家、有的是核子工程师、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外交官、有的在国外当教授。抗美援朝时，伯父柯麟让原学临床医学的儿子改为研究寄生虫以抵御细菌战之备。他自己常常为底子薄的工农兵学生补课至夜半……
柯琼说，父亲柯正平性格热情外向，伯父柯麟则内敛稳重。在地下工作期间，他们两人所属领导不同，伯父对自己的工作守口如瓶二十多年，以至热心的弟弟对他反复试探，甚至产生误会。伯父在二十二年内从没暴露身份，是一个大智大勇、、无私无畏、沉稳智慧的人。
如今我们欢庆澳门回归二十周年更加缅怀柯麟、柯正平前辈的历史功绩。现在，他们留下过足迹的澳门，在回归之后的二十年里都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澳门发生了斗转星移、翻天覆地的变化，送给世界一个又一个惊奇，如果他们二老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来源：@天涯社区、@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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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3 16:3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