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的温情

名园老马

    农村的孩子赶圩的机会是极少的，要见识杂货零食只能等到叫货郎进村。我常常记起，当夏日的上午大人们都下地时，小巷里只留下看家的老人和一大群嬉闹的小孩，由于是同宗本家人，再小的孩子留在家里也很安全。

    当叫货郎清脆的摇鼓声传来时，这家的姐姐背着弟弟，那家的哥哥牵着妹妹就一窝蜂围了过去。手头有一点零钱的会花一两分硬币买几颗涂满白糖粉的山楂或鸟梨、明糖等，那种叫剪刀糖的更是惹人口馋，看那玻璃箱里白灰色的一大綑的剪刀糖，只要你慷慨地付给五分钱，叫货郎就用剪刀给你剪下一大截，这时你就可以在别人艳羡的眼光下傲然享用。

    当然，带着弟妹的姐姐往往只会自已小尝一口，然后吞着口水惋惜地看着她的弟妹把一大截吃掉。当然，我的姐姐也应该是这样。

    大一些的哥哥们会乘这个机会买些钓线、鱼钩之类；手头没钱的阿婆阿姆这些老妇会到家里拿些番薯或装一筒白米去换些梳头的茶油或其他用具；赶时髦的小女孩还会乘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母亲或奶奶的陪同下忍痛请那叫货郎穿耳洞一一据说是等长大嫁人时可以戴金耳环……

    不过更多的是一群手头既没钱又不敢拿偷番薯、大米去换东西的小孩，他们往往会眼巴巴的瞪着叫货郎那货栏里诱人的零食，那玻璃箱里的玩具，越看越近差点把鼻涕垂下去。于是有些孩子特别的专一，往往会从叫货郎进村开始就跟着他的屁股，直到他离去。

    若干年后我读张洁的《拣麦穗》，看那个贫穷、孤独的小女孩，因偶然受卖灶糖的老伯一块糖的馈赠，之后很长时间产生一种原始而质朴的向往一一长大后嫁给卖灶糖的老伯，那怕在大人的笑话下……我为这种纯真的美好向往而震憾。

    不过我有着与别人不同的条件，因为祖母就住在我家的隔壁，且她每天都在家里。作为当时家里最小的男孙我当然能有求必应。每当叫货郎的摇鼓声响起，我一叫“奶奶，鼓档仔来了！”她赶忙会从内兜里摸出一个硬币给我。这样我就能买到一颗红糖粒或明糖等，并且在其他孩子羡慕的眼神中享用着。

    有时候祖母也囊中羞涩，但她却一定有办法。盛夏的上午，小巷阴凉阴凉的，这时巷口响起小碗连续碰击“叮叮叮”的声音，那声音穿透力很强，配以极富旋律美的叫卖声：“卖——草——糕”……

    每当我听到这声音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停地叫奶奶或死缠硬磨的，这时祖母就会拿几个大番薯给我换一碗“草糕”，偶然或者搜到一把旧铜锁或废铁、旧书籍等也能“物物交换”。

    那可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了，黑油油的草糕上面撒上一小勺白糖，吃起来清甜凉喉，有时候舍不得吃得太快就会沿着小碗的周围先吸完甜甜的汁水再用汤勺一点点的舀着吃。这时祖母就坐在凳子上一手摇着芭蕉扇，眯着双眼享受着我的享受。

    今天，我也会偶然在街上买回草糕跟儿子一起尝尝，口感味道不比小时候在小巷里吃的差，但永远缺少的是那小碗碰撞的声音以及带着旋律的叫卖声，更缺少的是小巷的氛围、人和事，尤其我的儿子他丝毫不觉得惊喜。

     七十年代的农村生活环境普遍比较差，卫生环境更糟糕，村里的各家各户大致相同。特别是同一小巷里的住户布设大体一样：大凡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老屋住着大小六七个人，一般进屋可见到熏得发黑的土墙壁，一个大土灶，一张磨得没有棱角的八仙桌，一张老祖宗留下的老式眠床，床尾一个陶制的尿缸。

    比较注意卫生的人家会盖上木盖，有些人家连盖都不用盖，加之猪、狗之类的家畜常常睡在八仙桌下，因此各种怪味常常萦绕屋里，如果这时在屋里烹煮食物，那混在一起的怪味将是何种状态，今天已忘记了。

    虽然生活环境差，人们普遍贫穷，但由于村里所有人是同一个老祖宗传下的，况且住同一条小巷的又是比较近房的本家人，因此当然会比较亲近，妯娌之间来往也会比较频繁。至今记忆尤深的的是逢年过节那种充满温情的境况。

    如元宵节里，阿姆阿婶们晌午就开始炒菜茶了，一到晚上就会命小孩互相过门请邻居到家里吃菜茶，小孩们能受此重托也无尚光荣，因此也常听到某某后生仔从巷头吃到巷尾能吃二三十多碗的掌故，或许是因为那时的菜茶严重欠油，多吃也不腻的缘故吧。

    当然邻居阿婶阿姆的热情有的也会出现一些尴尬事。记得儿时的农历七月十五各户都做“冬节鸽”，哪一户先做好就会叫小孩端给邻居尝尝。如此往返一番。巷中的大婶家是最不讲卫生的，家里日夜怪味不断，她养的猪、狗、猫等家禽整日与人和谐共处一室，更为甚者猪在饭桌下嚼着死鸡她还能容忍。

    因此，她虽然很厚道热情，但她做得菜茶我从小是不敢吃的。记得有一次我玩完回到家里，饥肠辘辘，嘴馋得不得了，看到饭桌上一碗热气腾腾“冬节鸽”，顿时端了起来就要往嘴里送，这时家里人往大婶家那个方向使了个眼色。也许是他们知道我的怪癖后专骗我的。

    于是，我只能泄气般放了下去。不过，我还记得那食物的气味还是香的，总之她做的东西我还是不敢吃，至少我曾经公开说过不敢吃。但我大兄却不怕，谁家的食物他都狼吞虎咽，因此他的身体最好。

    巷尾的胖婶也很特殊，据传闻她也很不讲卫生，尤其是她整天“扑哧扑哧”地汲着鼻涕，忙得无暇擤鼻子时，那鼻涕偶然还会与她过不去，像蜗牛那样顽皮地探出头来一番，惹得她猛地一擤、“噗”的一声，随手一甩那恶心的东西让鸡给叼走。她家的东西我一般也不敢吃，但她也很大方慷慨，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她只要有一点东西下锅，她都会拿些给左邻右舍分享。

    可是比较在意的人也不敢吃。但有一次我却是吃了她给的食物，而且是回味无穷。那一次她去城里用极其珍贵的粮票买回了几个大肉包，很慷慨地分给了我一个。很难想像，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意外得到一个香喷喷的肉包，那种惊喜，那种迫不及待往嘴里塞的景况是现在的孩子无法体会的。

    反正那次我也没多想是谁给的，胖婶是装在那里带回来的，她平时是怎样擤鼻滴的状况我也没空去多想了，反正那肉包好吃得很。不过还是有些遗憾，那个比我大两岁的族兄叫我给他咬一小口，没想到他的嘴巴太大，一不小心吃掉了一大半。过后我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呢!

    邻居三姆家的食物却是我最喜欢的。三姆人很干净也格外慈祥，对谁都一脸和气轻声细语的，它家的房子虽然也破旧，却整日收抬得井然有序。我对她家的食物是来者不拒的，特别是她家那热气腾腾的白米饭至今令我难忘。

    三姆家的劳动力较多，全家人都勤劳，因此，她家的粮食比较充足，一年四季都有白米饭吃，而当时我家非工非农，母亲体弱多病，两个姐姐都在读书，当然粮食断续的现象经常发生。

    作为排行最小的我身体也不好，嘴又刁，用当时大人们常说的叫做“乞丐身假官嘴”。每天晚饭时看到锅里那黑青色的蕃薯粥就哭着不吃，母亲也很无奈。常常会在这时，隔壁的三姆会及时雨般给我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如此再三，母亲也尴尬了，因此每天做煮完粥就会将米饭捞起来，强当干饭给我吃，

    以免白吃三姆家的饭了，不过三姆还是经常给我饭吃的。如今，三姆也作古了，草草记述聊以告慰她老人家吧。

     最为令人看着感动的是谁家老人去世的场面。可以说族亲们当时的表现用不辞劳苦这个词来概括是最为精准且淋漓尽致的。

    一有某家老人去世，左邻右舍阿姆阿婶时不时会到灵前嚎哭。现在想来那哭腔既有极强的感染力又极有地方特色，我怀疑那旋律会不会是受中原地区的古老秦腔的影响。尤其那瞬间进入悲切状态但又能连贯评述死者生平伟绩，又能时刻保持清醒的技巧，估计现在的职业艺人未必都能做到。

    据说某阿婆在哭得正酣时猛然间想起活儿没干好，一下子来个急刹，回过头来十分清析地安排活儿，立马又喝了口水，接着又“我的…………”哭得死去活来的，可谓炉火纯青。当然按照农村的风俗，从老人去世至出殡那几天要做的杂事特别多。但大小活事务乡亲都会主动帮忙，往往都能才尽其用职责到人。

    完善的组织机构也瞬间形成，有文化有组织能力的干起了总理，调度、文书，财务、采购之类的管理活；有力气的干起了搬东西、抬棺等重活。连年小不懂事的小男孩至少会帮忙扛旗等。当然，能被安排去扛旗也是一项极善的差事，至少那几天不用上学且可大吃大喝几顿。

    忙完丧事，所有帮工的人每人只得到一小段红头绳，更不用说工钱了。八十年代初，我家在极度困难时，我奶奶去世，就是族亲们冒着雷雹这样办完丧事的。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我是海丰人，原文作者：马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