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 海丰一门出了三个部级干部，都在澳门工作过

我们汕尾还有一家出了三位部级干部的柯家：即曾任中山医学院院长兼书记、卫生部顾问（正部级）、著名地下党人柯麟（1900年9月-1991年9月，广东海丰人），柯麟弟弟、事迹丝毫不亚于他的“地下澳门总督”、长期担任澳门地下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新华社澳门分社顾问，正部级）的柯正平（1911年4月-2005年9月），柯麟儿子、曾任中央政府驻澳联络办副主任、中国驻阿根廷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柯小刚（1945年8月- ）

柯麟，(1900-1991)原名柯辉萼，1920年在海丰中学毕业后，考进广东公医大学。1924年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任该校团支部书记。成为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广州地区学运领袖。1927年随“南昌起义”队伍参加“广州起义”，负责救护伤员。大革命失败后，柯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工作，开始了在隐蔽战线长达二十五年的战斗生涯。1929年彭湃在上海牺牲后，柯麟配合党组织惩杀了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后经党组织决定，离沪到福建厦门工作。因该地党组织遭破坏，就赴香港开设华南药房，后因党组织要他到澳门照料叶挺将军，遂举家移居澳门。他以医生身份做掩护，先后在上海、厦门、香港、澳门从事地下工作，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保护了许多著名的革命家、知名爱国人士和革命群众，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救治民众，并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杰出成就。他的革命经历中，联结了我党早期无数先烈的人生轨迹，如张太雷、周文雍、陈铁军、彭湃夫妇、蔡和森、李硕勋、叶挺等革命先烈，都是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叶剑英、陈赓、潘汉年、廖承志也都曾是他的直接上级领导。那是群星灿烂的时代，柯麟战斗的前半生，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的真实写照。

柯麟早在中学时代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同志的挚友，一起参加声讨袁世凯、恢复民国的斗争，追求革命真理，接受进步的革命思想。柯麟同志与进步同学一起，举行了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罢课。广州“８·１５”事变时，他已毕业留院工作，他以自己的合法身份掩护了许多党的干部和进步青年。从此，他就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奉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先后发动了上海“４·１２”事变和广州“４·１５”事变。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柯麟同志从广州到上海，又从上海辗转到武汉，出席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之后，受党组织委派，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军医、军部医务处主任、广州后方医院副院长等职。此时，中山大学一夜之间300多名进步学生遭到逮捕，柯麟同志以医生的身份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掩护转移了大批进步学生。同年12月11日，柯麟同志任第四军后方医院副院长，随军部返回广州后，毅然参加了广州起义。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处于低潮，他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常常以医生身份作掩护，经常与先期参加革命的李硕勋、叶挺、潘汉年、叶剑英、彭湃等同志秘密联络。1928年根据党组织安排，柯麟同志化名柯达文，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面，在上海开办达生医院。就是他跟贺诚两个人是医务工作者，这个医院实际上是党中央政治局秘密的开会场所。达生诊所共3层楼，中央政治局在2楼开会的时候，柯麟就坐在楼下坐诊望风。如果有什么敌情，柯麟在楼下就发警报，楼上开会的同志，就从后面的楼梯下来赶快离开。柯麟同志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期间，不但从事医疗、掩护工作，还参与保卫工作，在革命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坚持革命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避免敌人怀疑，保证机关安全起见，5个多月后，周恩来和邓小平通知他和贺诚分开单干，于是柯麟又来到五洲药房挂牌行医。1930年在党开设的香港南华药房担任联络工作，1936年到澳门担负同叶挺同志联络工作，并以医生身份开展社会活动，先后任澳门镜湖医院院长、镜湖医院慈善会副主席、名誉主席，1949年任澳门南通银行董事长。他身在港澳工作，心向往着中国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1935年至1951年在澳门工作的17年中，柯麟积极为党工作，曾经帮助文化界知名人士梁漱溟、范长江、夏衍、金山、蔡楚生等人自香港经澳门逃脱日寇魔掌。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传到澳门，澳门的中共地下党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但是此时葡萄牙政府，严格禁止共产党活动，国民党特务也采取了各种暗杀行动。当时澳门还没有人敢挂红旗，10月1号，知道新中国成立了，柯麟派人在街口挂出一个很大的红旗，在镜湖医院也升起五星红旗，时间比广州升起五星红旗还要早一个多月。50年代初与何贤、马万祺先生合作将一批汽油、雷达等军用物资从澳门运往大陆，打破美国及其他敌对国家的禁运。1949年10月10日柯麟和马万褀在澳门的平安戏院，主持召开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宣布支持共产党，从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21年后柯麟终于可以公开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

柯麟在医疗事业上奋发进取，由一名普通开业医生，一跃成为澳门镜湖医院的院长，并把这所不起眼的医院办成澳门规模最大、管理最好、医疗水平最高的著名医院。但是，鲜为人知的是直到1950年他离开澳门，都没有拿过镜湖医院院长和护校校长的薪水，但医院却在他的领导下步入科学规范化，成为深受澳门人信任的留医场所。柯麟以华南一代名医的显耀身份跻身于澳门上层社会，赢得了各界人士的信赖和赞誉。他在澳门以镜湖医院为工作基地，出色地完成了团结上层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与葡国政府周旋，维护澳门人民群众利益，支持抗战和解放战争，迎接全国解放的任务。他离开澳门时，受到澳门各界人士隆重欢送。1951年，柯麟担任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1962年起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同时兼任澳门镜湖医院院长、董事会副主席、名誉主席。“1977年柯麟任卫生部顾问（正部级），1983年起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始终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在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长期任医药卫生组组长，他不顾年老体弱，行动不便，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参政议政，为促进我国卫生教育事业，尽了极大的努力。在中国的医学教育战线上，以丰富的治学经验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从严治院，使中山医学院独秀南国，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柯麟被誉为中山医学院的一代宗师。1991年9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

柯正平(1911—2005)，又名柯平，广东海丰人。1936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澳门共产党组织机构的创建人之一曾任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南通银行董事长、澳门中国旅行社董事长、新华社香港分社顾问、南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新华社澳门分社顾问等。在澳门回归历程中，先后担任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柯正平在澳门工作六十多年，他的工作、生平犹如一部澳门近代史书(人称澳门王)。

柯正平曾是中共在澳门的最高负责人，是原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是分治后的中共澳门工委的第一把手。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至本世纪初的现今，柯正平参与了澳门历史上社会政治的一切大事件，并每每处在关键位置。从营救失陷在港澳的数十位中国文化精英，到组建澳门的抗日救亡队伍，到组建东江纵队的港澳支队，柯正平都是组织者和主要干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柯正平策动澳门的社团在澳升起五星红旗。一九五一年澳门各界就发起“庆祝十．一国庆活动”，主要是发起人是柯正平。一九四五年澳门同胞“光复回归祖国运动」，一九四七年「澳葡和中国渔船事件”、“澳葡打死单车工人朱文彬事件”，一九四八年“澳葡颁布工会合法化事件”，一九四七、四八年的“澳门各界为粤省灾民赈灾捐款运动”等等，全部有柯正平领导或参与。一九五三年「澳葡驱逐国民党势力出澳门”，是柯正平运筹帷幄的成绩。一九五五年澳葡企图藉“澳门开埠四百年纪念活动”宣布澳门改称“葡国澳门省”，是柯正平领导澳人举行大规模抗争行动，使之企图不能得逞。一九六三年的“中澳边界划定谈判”，柯正平是参与决定者。一九六六年澳门爆发着名的“一二．三运动”，柯正平是运动的真正领导者。一九六七年澳葡向中共无条件妥协后，是柯正平主导澳门的善后稳定工作。

柯正平参与推动了澳门回归的历史进程。一九七五年一月葡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年底撤走驻澳门军队，解散葡国驻澳陆军和海军司令部；一九七六年葡国公布《澳门组织章程》，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一九七七年葡国开始与北京进行建交谈判；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中葡正式建交。整个七、八十年代的所有有关中葡、澳葡的政治大事，全部有柯正平作幕前幕后的参与推动。一九八四年开始中葡谈判澳门回归问题，一九八六年中葡正式谈判，这其中的中方官方代表团名单中，第一名团员赫然是柯正平。经过三轮谈判，中葡两国於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柯正平在场见证这个历史时刻。一九八八年开始起草《澳门基本法》，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正式颁布《澳门基本法》，其间，柯正平是主要的立法者，他的地位和作用，远超那些「法律专家」、「草委」。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柯正平以极为重要的位置见证澳门回归。二零零三年一月，柯正平被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大莲花荣誉勋章。

亲属的回忆

柯麟的儿子柯小刚：我的父亲柯麟生活在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年代，那个年代铸就了他的毫无私念的革命理想和人生信念。

父亲在澳门镜湖医院义务当院长，离澳赴穗前，澳门人士捐送给他15万元葡币。回来后他分别捐给中山医10万，方便医院(现在的市一人民医院)5万，自己一分不留。从澳门带回的4部小车，除1部留在中山医外，也全部上交。记得1959年他出差时，组织上按他的级别在家里配置了1台苏联红宝石电视机，这在当时十分稀有，我们觉得它很珍奇。可是他出差回来问清情况后，却坚持把电视机拆了下来，送回办公室。他对我们的教育，也注入了同样的理念，要求我们既要有理想，又要有实际业务本领和能力，而且按祖国最迫切的需要安排我们的专业。我的大哥柯小麟原来学的是临床医学，毕业时正逢抗美援朝，为抵抗细菌战而安排改学寄生虫专业。父亲本来很想培养我当医生，但是1964年我国与法国刚刚建交，国内奇缺法语专业人才就要我该行学外语。在我12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和普通市民一起就读的中学学习和生活。当时物资条件较差，上学时总是吃食堂的饭菜，放假回家总想改善一下生活条件，可是父亲绝不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子女图便利。那几年父亲身体不好，暑期里几次由省卫生厅安排到庐山、青岛休养，家属可随行，我们本以为可以有机会和父亲一起去玩一玩，他却分别邀请了著名教授谢志光夫妇、陈耀真夫妇同行。父亲一生注重工作实效、轻视个人地位升迁的言传身教，令我们终身的受益。

柯麟的侄女、柯正平的女儿柯琼10岁那年跟随父亲从澳门来到任广州中山医学院院长的伯父柯麟家里。第一次见到面目慈祥、平易近人的伯父，就给柯琼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后来，柯琼成了伯父家里的常客，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更加深了对伯父柯麟的了解。伯父在革命年代的风雨历程，她虽然无法亲见，但史料和人们的回忆文章她已读了不少。伯父，还有勤劳贤淑的伯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共同的理想和志趣使他们走在了一起，历经风霜始终不离不弃，近乎完美的人格魄力，让柯琼极为崇敬。

柯琼回忆：伯父待人接物都很细心周到，记忆力也特别好。如有位朋友好几年前曾到伯父家里做客，这位客人因身体关系对某种食物要忌口，几年后伯父再见到他，竟然还记得，吩咐他饮食要注意。这或许是多年的地下党生涯养成的习惯。他和伯母从不以老革命自居，不摆老资格，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伯父和伯母一共养育了十个儿女，个个都是人才，有的是微生学的专家、有的是核子工程师、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外交官、有的在国外当教授。抗美援朝时，伯父柯麟让原学临床医学的儿子改为研究寄生虫以抵御细菌战之备。他自己常常为底子薄的工农兵学生补课至夜半……

柯琼说，父亲柯正平性格热情外向，伯父柯麟则内敛稳重。在地下工作期间，他们两人所属领导不同，伯父对自己的工作守口如瓶二十多年，以至热心的弟弟对他反复试探，甚至产生误会。伯父在二十二年内从没暴露身份，是一个大智大勇、、无私无畏、沉稳智慧的人。

来源：海丰微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