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文老师

名园老马

一直以来，我对语文老师有一种由衷的敬意，或许因为我自己是语文老师，抑或因为相对其他老师来说，语文老师太不容易。

我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是黄娘炳老师。黄老师虽然长相有点低调，但是他有一颗热爱教学的心，是一位带着浓浓泥土气息的乡村教师。黄老师从教几十年，默默耕耘，从临时代课老师一直干到校长。他的教学生涯，可谓凤凰涅槃般，勤勉敬业，太不容易了。他教语文简直就是程咬金三板斧的架势：每节课都不断的讲授，不停的背诵，课文没有要求背的也要背。可谓兢兢业业恪尽职守。黄老师严厉有度，奖惩分明。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同桌小鹏发生了纠纷，小鹏就拿出一把铅笔刀，划伤了我的胸口，一条深深的裂痕，流了不少血。（现在我胸口上还趴着这条疤，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黄老师狠狠地修理了小鹏一顿。我记得当时黄老师把他绑起来放在讲台上，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后来我就到乡医疗室，简单的抹了一下红药水，也没有缝线。小鹏的父母没有来看我，没有赔钱，更没有道歉，据说是因为他是我们亲戚，所以就不必客气了。倒是黄老师非常热心，经常安慰我。所以我打心里敬重我的小学启蒙老师—黄娘炳老师。黄老师一直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那个时候小学还没有六年级，我是1984年就小学毕业了。语文成绩算是中等。

到了初中，每学年的语文老师都不一样。

记得初一的语文老师是颜老师。颜老师讲课的声音很尖利，有点刺耳，而且表情丰富。当时年小的我看不懂老师的表情与语文课内容的互动含义，总觉得很古怪，好像打了鸡血一样。老师的头发总是翘首天花板，讲课时一颤一颤，我怀疑他的头发是不是抹了这个剂那个素什么的。后来听说颜老师转行当了什么局的长，再后来，就是听到一些关于颜老师不尽人意的消息了。

初二的语文老师是陈老师。陈老师不苟言笑，讲课有点老套，少了点艺术，有点像鲁迅《三味书屋》里那个寿镜吾老师一样，课堂比较沉闷。初二的语文，学得有点对不起老师和自己。

初三的语文老师是蔡老师，他讲课非常生动，课文内容也整的比较详细，重视背诵名篇。记得蔡老师还私底下问我会不会背诵《陋室铭》，对我鼓励很大。初三一年，我学到很多，也背了不少古诗词。蔡老师这一重视背诵名篇的教学方式，对我后来走上讲台也起到深远的影响。于此，我一直感激着老师。蔡老师后来当了校长，但不幸的是，蔡老师刚退休就去世了，没有享受到一天悠然闲情的日子。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彭湃中学。高一的语文老师是施华生老师，个子高高瘦瘦。施老师讲课时声音洪亮，中气很足。那时候我喜欢看书，发现问题就问老师，老师经常表扬我。施老师对我的作文评价很高。我记得写过一篇题目为《窗》的作文，还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朗读给同学们听，还跟我一个成绩特优秀的同学说起我的作文有新意，选材广，要学习我作文的写法，这对我激励相当大。但是高中毕业后好多年都没见到施老师。过了很多年后，我出来工作并也有了孩子，有一次带孩子去登山的时候，偶遇施老师，师生彼此都十分惊喜，聊了一阵，知道彼此近况，一切都挺好。

高二的语文老师，比高一的老师矮了一个头，我记得老师矮矮胖胖的，依稀记得姓许，忘记了名字，曾经问过我高二的班主任刘锦城老师，他也只记得姓许，才在彭湃中学教一年书（无独有偶，在陶河中学读初中的时候碰到一个生物老师，他也是教我一年书的老师，后来转行干医生了——他是吴友辉老师，现在只能叫吴医生，那个年代老师太不值钱了，不受人尊重，可能跟工资低有关，可现在的老师工资高了，照样不受尊重，弱势群体还是不能摘掉这顶帽子，随时都有人会进来当代课的老师，随时都会转行或跨行。），至于名字也没有印象，转行了。许老师讲课特别幽默风趣，他讲过的课，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他讲鲁迅的小说《药》的时候，我现在还清楚记得他讲课的过程：康大叔就像他身上扎的一条围巾，满脸横肉，哼哼哈哈的，说话恶狠狠的，目中无人，把人血馒头给华老栓，还骗他说用馒头蘸革命者的血——人血馒救华小栓的命，还收了一包硬硬的袁大头。许老师讲得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好像他就是康大叔。

高三的语文老师是黄佛寿老师，大家称他黄教授。他真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非常长寿。今年已经82高龄。他为人很随和，乐天派，笑口常开，讲话讲课非常幽默风趣，有品位。课堂上也非常的搞笑。像很多老师一样，黄老师也逃不过那段不堪回首的劫难，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受摧残。后来黄老师还写了很多诗来悼念那段历史。看来写诗也能发泄情绪，不会导致你整天老是想着不快之事。正如老师所说，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抱着不堪往事不放，日子还要继续，放下过往才能活出新生和新意。直到今天，我跟黄老师保持联系，看他的微信运动，每天都有一万步左右，我也经常给他点赞。心胸豁达，每天一万步，我想这便是老师长寿的秘诀吧。黄老师还送过我几本诗集，《诗联选集》《诗联续集》《和慤涛声》《和慤吟章》。四本厚厚的诗集，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这是黄老师一生的心血。黄老师才华横溢，风流倜傥，桃李与著作同芬芳。

高中毕业，我考上当时的惠阳师专，即现在惠州学院的前身，本来选的是地理专业，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阴差阳错转到了中文专业。毫无疑问，专业课都是语文老师上。教我们中国现代汉语的老师，很有意思，整天笑眯眯的，很慈祥，我最爱听他的课。我们的班主任李远芳教授，紫金人，十分敬业，但是为人比较古板。记得李教授讲到王维的《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朗读完诗歌，李教授提出疑问：是愿君“多”采撷呢，还是愿君“勿”采撷呢？没有定论，因为古代的“多”和“勿”草书有点接近。李教授很专业地跟我们说，应该是“勿”。因为上文说春来发“几枝”，才发“几枝”就希望你“多”采一点红豆，没道理，应该是希望你“勿”采撷，看看红豆解思念之苦就够了。毕业后我希望有机会找李教授探讨这个问题。后来李教授被惠州学院派到我们大海丰支持教育，在电大培训师资。我们师生在一起喝茶时，因为太匆忙，没机会探讨，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机会跟李教授讨论这个问题——是“多”还是“勿”。

我的大学本科是通过参加全国自学考试修完的，当时负责主考的是中山大学的黄修己教授，他是我唯一的一个未曾谋面的语文老师。记得到中山大学参加毕业答辩的时候，不知听谁说的，要带礼物送主考教授才会让我们过关。结果我买了礼物，黄教授却不告诉我他的家庭地址，还说，我告诉你，你也不一定找得到。答辩完毕，我顺利过关，拎着礼物高高兴兴坐车回家。

求知路上，我所有的语文老师，知道名字的和不知道名字的，都潜移默化，或多或少，影响着我的一生，指引着我的语文教学。

谨以此文致敬并感恩我的语文老师们。（2020.10.17）

（图片来自百度）

来源：我是海丰人，作者：连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