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名园老马

去年中秋的前一夜，母亲在见我一面之后，没来得及见见妹妹和小弟，就撒手人寰了。今年中秋，我们五姐弟带着子女，提前一天回到老家，给母亲做周年忌日。点香的那一刻，姐弟五已泣不成声。母亲五十多岁时就因积劳成疾，患上心脏病、糖尿病和甲亢等疾病，十几年来饱受疾病的折磨。即使如此，母亲依然时时操心着儿孙的生活和事业，把我们五个家庭凝聚在一起。如今，我们都各自成家立业，各自生活满意，可以好好陪伴母亲看看这个日益繁荣富强的国家时，老天却不让母亲享受含饴弄孙的幸福，早早把母亲召去，让我们回报无门，留下无尽的遗憾、伤惭和永远的思念。

过去一年，写写母亲的念头萦怀于心却又一直不敢动笔，对母亲的思念，就像一根久藏未弹的琴弦，生怕即使轻轻一抚，就会砉然断裂；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这一年里的不眠之夜，撕心裂肺，霜了两鬓。今天，祭拜完母亲，天降暴雨，天气渐凉，双节重合，举国同庆，母亲，您是否感受到这秋水长天？

二

母亲1951年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上有姐姐和哥哥，下有一个比她小6岁的弟弟。母亲稍谙人事时，外婆就因疾病卧床不起，大母亲十几岁的大姨早早出嫁了，大舅到离家较远的锡矿干活，于是，母亲开始帮助太姥姥打理家庭，照顾外婆和小舅。上世纪70年代初，母亲结婚了，在我出生后不到两个月时，外婆走了，继而太姥姥又瘫痪了。我四、五岁开始，依稀记得，母亲每天忙完自己小家的活，就一手牵着大妹，一手抱着大弟，我小跑着跟在后面，去同村的外公家，给外公和小舅做饭，然后给太姥姥洗澡喂饭。整个70年代，母亲俨然一个超人，生育我们五姐弟，照顾奶奶和我们，还要照顾太姥姥、外公和小舅，婆家、娘家两头跑。母亲爱干净，小时候，总感觉母亲不用睡觉，总是忙这忙那，两个家庭都一尘不染。除此，母亲还要下田干活挣工分，自家的几分菜地，母亲也是让其瓜果飘香。

70年末80年代初，国家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我家8口人，分了12亩地。母亲看到了“致富”的希望，铆足劲大干一场，春耕秋收，种瓜种菜，起早贪黑。80年代初，我和大妹相继上学，而奶奶却到海南帮姑姑带孩子，小弟小妹只有三四岁，我在外公的帮助下，一边上学，一边担起照顾弟妹的重任。而母亲早出晚归，忙完田里忙家里，忙完小孩忙老人，一刻也没停歇。每天晚饭后，母亲一定还要听我和大妹背诵一天所学，待“检查”（其实母亲没进过一天学堂，是个货真价实的文盲）完我们的作业，便哄大弟和小妹睡下，安排我和大妹掰撕麻皮（那时做草席子用的一种草），然后背着小弟，坐在纺线机前，开始纺织麻皮线。母亲纺织的麻皮线又细又均匀，方圆几里的草席老板都抢着预订。这样，母亲每个晚上，都要在煤油灯下纺织到深夜，有时候，小弟弟在母亲背上尿湿了，她也浑然不知。不到30平米的土屋，煤油灯下，大弟大妹睡在旁边的床上、小弟趴在母亲的背上、母亲一边纺织麻皮线一边听我朗读课文或小人书。这一清贫却温馨的情景，是我脑海里烙印着的、童年时期最难忘最温暖的画面。还因母亲是方圆几公里出了名的随和、大气、贤惠，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喜欢在农闲和寒冬腊月时聚集在我家土屋“拍斗四（聚餐之意）”。忙累了的傍晚，伯伯叔叔们，也习惯拎一瓶白酒，到我家，母亲就会叫我去小店买一包花生，一碟卤味猪头肉，让伯伯叔叔们小酌解倦。矮陋的土屋，是村里最惬意的空间，我们五姐弟，在这个陋小却整洁的空间里，快乐地成长。

天有不测风云，1984年，家里出事了。我们一家人进入了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我也目睹母亲哭过、痛过，憔悴不堪过。可是，再怎么艰难、伤痛，看着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母亲知道她不能垮，她必须拉扯着我们走进或许她认为充满希望的明天。记得当时村里的不少女人劝母亲说：阿兰，别让大女儿阿玉读书了，去工厂打工吧，每月赚点钱帮你。80年代，县城里各种工厂，如制衣厂、羊毛厂等似雨后春笋般建起来，村子里跟我年龄相仿的20几个女孩，小学没毕业都被父母送去厂里打工赚钱。母亲没有听劝，却更加喜欢在夜晚听我朗读课文，听我读我自己写的小文章、小诗歌。而我，总是用每次考试第一名的奖状，让母亲笑颜逐开。

小学四年级的那个暑假，我的老师，也是母亲的义兄，跟母亲说：“阿兰，阿玉成绩好，如果能到县城里插班读五年级，一定能考上彭湃中学（80年代，农村小学的孩子没机会考彭湃中学）。”听义舅这么一说，母亲二话没说，叫上小舅，各自挑着一担稻谷到县城卖，卖稻谷的钱拿给义舅去托熟人安排我进县城里的小学读五年级。我记得第一天去县城上学时，母亲蹲下来，眼里发着光，看着我说：“母亲不想你以后也跟我一样，你一定要更加努力读书，考上彭中，带上弟妹。”我记住了，母亲希望我和弟妹们的未来不再沉沦泥涂，不能被命运左右人生。

三

不负母亲和义舅所望，第二年，我以超出分数线20分的优异成绩考上彭中。母亲拿着我的成绩单，把我们五姐弟叫在一起，告诉弟妹，要跟着大姐走，大姐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那一年，为了我们五姐弟，更是为了我，母亲决定搬到城郊马厝铺村租房住。母亲种地、养猪、给城里人带孩子，尽管使出浑身解数，都无法支付我们五姐弟的学费和生活费。看着30来岁的母亲因劳累显得憔悴又老气，我跟大妹商量，利用周末，跟当建筑包工头的表哥去做泥水小工。我还在老师的帮助下，承担清洗全校女厕所的活，每月赚30元。这样，我和大妹勤工俭学，还能剩下钱买学习用品给弟妹。记得那时，母亲为替我感谢老师的帮助，扛着几十斤自己种的大米和自己打磨的红薯粉，从我们村里步行到7公里处的彭中，把我的老师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的老师们经常对我说：“丹玉，有这么勤劳、乐观又深明大义的母亲，你一定要努力学习，为母亲争气。”

初一开始，在学校洗厕所，最初几天我总是利用半夜时间去洗，生怕被同学看见而难为情。周末回到家，母亲从我的疲惫和黑眼圈中读懂了我的心思。晚饭后，把我叫到身边，轻轻地说：“孩子，洗厕所是劳动，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也是光荣的事情，又不是偷不是骗，不用偷偷摸摸去做，课后有空就去清洗，老师和同学都觉得你是好样的，能自己赚钱供自己读书，而且成绩又好，就是阿妈的有志气的孩子。”我记住了母亲的话，事实也证明母亲说得对，老师和同学都用赞赏的眼光看着我。感恩母亲，感恩那个人性淳朴的时代，我出身寒门，能健康又自信地成长，同时，带着弟妹走上求知改变命运的道路，收获知识滋养的绚烂风景。

四

   进入90年代初，母亲在马厝铺买了60平米地，跟亲戚朋友借了钱，舅舅们帮忙建起一层小平房。尽管窄小，毕竟那是我们自己的房子。母亲用她的“陈氏”风格，把房子打理得像贵族的房子那样，整洁清爽，花香四溢。小房子总是宾朋满座，因为母亲的热情随和，三姑六婆隔三差五都到家里擂咸茶、“拍斗四”。母亲忙，她们就自己动手，如入自家。由于母亲略胖，马厝铺（大姨的村子）的老老少少都叫她“肥姨”。每天天一亮，我家的门一开，路过我家门口的村民，不管我母亲在不在家，总会大声叫一声“肥姨”。村里有几个我们叫“琴姑”、“英姨”等邻居，几乎每天都要到我家跟我母亲聊聊天。后来母亲到了东莞，她们很不习惯，除了时时煲电话粥，还隔段时间到东莞我们的家住一两天，跟母亲促膝谈心。

母亲乐善好施又热情好客。我家又在巷口，那些挑着瓜果叫卖的农民伯伯和阿姨，每天上午11点左右都会挑着剩货到我家门口叫卖，母亲总会送一壶咸茶给他们润喉，还常常把他们的剩货包买下来，待到傍晚我们回家，叫我们分成一份份送给左邻右舍。我们常常好几天吃同一种瓜或菜，吃到抱着母亲作“呕吐状”。尤其90年代中后期，我大学毕业，大妹结婚了，大弟到广州工作了，小妹小弟读中学，家里生活慢慢好起来，爸爸说，母亲做人情的手缝像龙津河那么宽（待人慷慨大方之意）。而母亲常常跟我们说，不能贪小便宜，要有得就要先舍。记得小时候在老家村里，每到传统节日的清晨，我们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母亲像变魔术一样，拿出热气腾腾的应节小食摆在饭桌上，如年三十做菜粿，清明节包薄饼，端午节蒸碱水粽，冬至节做“冬节鸽”等等。弟妹们洗漱完就欢天喜地、津津有味地吃开来，而我和大妹，必须分别给外公和几位年纪大的伯母和舅婆送去一份，送完才能坐下来享用。即使最困难的那几年，每个传统节日，母亲都能“变出”足够量的小食让我们吃一天，而我的责任就是想尽千方百计哄着弟妹呆在家里，除了外公家，母亲不准我们去别人家串门。

我能绘声绘色讲故事，或许就是那时为了哄弟妹被母亲间接训练出来的。我在彭中求学6年，母亲知道学校住宿条件差，尤其洗澡不方便，母亲总会用大锅放在煤炉上煮好水，便于我放学后带同学回家洗澡，有时手头宽裕，母亲一定要留我同学在家里吃晚饭。周末或节假日，每次同学到家里，母亲总会放下手里的活，用自家磨的米粉、薯粉做各种小食招待我的同学，直到今天，每次聚会，来往多的同学，对母亲做的鼎回粿等小吃，总是回味无穷，赞不绝口。还记得我毕业刚参加工作时，有一天走进办公室，同事刘老师用感动赞许的口吻跟大家讲着一个故事：她前一天下班后到市场买了两个猪腿，准备祭祀用，却不料挂在单车后架的猪腿掉在路上了，她浑然不知，却隐约听到身后有人大声叫着“小妹，小妹”，转过头才见到一个‘胖女人’拎着两个猪腿小跑着一边叫一边追赶她。刘老师说：“那个女人的样子看上去很质朴，家庭经济应该不怎么好，两个猪腿可是值点钱的呀，可她居然追着送还我，感动不已。”办公室的同事们听完也为“胖女人”竖起大拇指。那天回到家，吃晚饭时，母亲告诉我们她捡到两个猪腿追回失主的事情，完了很开心地说：“好彩追上了，要不然人家多伤心。”可是我们几姐弟却听得直咽口水，面面相觑，心里都在想“两个猪腿呀，我们啥时候能吃上猪腿肉呢。”后来刘老师知道“胖女人”就是我的母亲，半年后，我结婚，没房子住，刘老师夫妇腾出一楼的房间借给我当新房，叫我不必去租房子，并真诚地对我说：“有如此品质高洁的母亲，你一定值得我们帮助。”

进入21世纪，我们三个大的都成家立业，小妹小弟大学毕业，并分别于2004年和2006到东莞工作。2006年小弟结婚后，母亲跟着也到东莞。舅舅、舅妈们当时还担心母亲在人生地不熟的东莞住不惯。可是，我知道，母亲在我们读小学开始就跟着我们认了不少字，90年代初我们家有了电视，母亲把四大名著的重播电视剧看到都会背台词，因而出行和日常的普通话绝对没问题，还有母亲自带磁场的人缘，无论在哪里住，母亲都是一道阳光。无论跟小妹住在塘厦那几年、跟小弟住在石龙还是最后几年住在南城，母亲都跟左邻右舍相处得十分融洽，每次从老家大包小包带到东莞的特产，我们一转身的功夫，母亲就把东西分送给邻居和附近的老乡。每一次制作家乡小食，母亲总是呼朋唤友，还要我们带上同事一起尝尝。母亲厨艺好，炒出来的菜茶堪称“海丰第一好吃”，无论在海丰还是在东莞，每年正月十三开灯日炒菜茶，家里常常客人不断，用邻居的话说“好像你弟弟每年都结婚一样”（老家习俗，家里有人结婚，三朝日必须请来亲朋好友吃菜茶，越多人越好）。

对周围的老乡，尤其年轻人，母亲待他们如自己的孩子。前几年，有一位80后乡弟，曾经在人生路上跌倒，周围朋友或多或少疏远他，而母亲得知情况后，叫妹妹载她到那位乡弟的店铺，语重心长地跟他说：“你还年轻，路还很长，敢做敢当，过去的就翻篇了，现在站起来重新开始，凭你的能力，行的。”母亲说完就走，而这番话，感动并激励着那位乡弟，直到今天，他还记着母亲的话而感恩不尽。

五

2009年秋，我也带着孩子到东莞，大弟也转到东莞做生意，除了大妹在广州，我们有四姐弟在母亲身边，都住在南城，小妹和小弟住上下楼。我家有福，两位弟媳妇也是有母亲的风范，勤俭持家、乐于分享、为人大气。尤其小弟媳妇，一位优秀的中学老师，而且家里家外都是一把能手，孝敬老人，笑迎和爱护着大家庭的小孩。母亲过上了幸福着的晚年。可是身体每况愈下，每年都要到广州省医住院治疗一段时间，每一两个月都要到家附近医院住院调理，即便身体如此遭受着折磨，母亲心儿也像是浸泡着蜜糖的感觉，甜滋滋，笑呵呵，口中总是喃喃念叨着感恩天地神明给予她如此厚泽。母亲最开心的时刻，一是听我读我写的文章、听孙子们读他们的课文；二是在周末和节假日看着我们五个家庭聚在一起，大家在她指导下做家乡小吃，看我们大大小小欢乐嬉闹。母亲离开我们之前的一年多，瘫痪了，失语了，但她笑呵呵坐在轮椅上的样子，依然宛如笑佛，我们戏称母亲是“憨婆贞”（家乡一傻大姐，天天吃饱睡饱之后，就是傻笑）。

纵使母亲乐观坚强，纵使我们五姐弟伴随左右尽心尽孝，或许因为生命有定数，抑或母亲不愿意让她的残躯拖累我们太久，2019年农历8月14日傍晚，月亮满圆之际，母亲静静地走了，走得有度有尊严，走得清爽安详。68年的生命历程，犹如一株崖上梅花，不惧春雷夏雨，不怕秋霜萧瑟、寒风凌冽，用她那乐观豁达无畏艰难的大度心怀和对美好生活的执念，书写着生命最淳朴的韵调，最终抵达自己岁月的高度。

  感恩母亲，用自己一生的言行告诉我们，生命中的苦难可以熬，熬过了，人生就会变得美好而辽阔；感恩母亲，教会了我们懂得，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定义，只要足够乐观和善良，不哀不怨，哪怕人生起落沉浮，都有福泽和希望。（2020.10.4于海丰）

来源：小草呢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