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丰旅居海外华侨的历史变迁初探
华侨是中国在外国定居谋生，并保持中国国籍的侨民总称。随着历史的变迁，海丰华侨大部份加入侨居国国籍，称为华人，但是，过去我国国内发表的海外华侨人口统计，仍然包括华侨、华人及华裔在内。由于华人与华侨血统和历史的因缘认同，皆维系着华族族缘的纽带，本文记述的华侨，同样包括华人、华裔在内。
（一）海丰旅居海外华侨（下称海丰华侨）原委出国成因
1、海丰的地理位置。
海丰地处粤东中南部沿海，毗邻汕头、香港，南濒南海，连太平洋，近东南亚，是历代南海水师巡地和疍民渔猎之地，也是洋人猎取人口贩运出洋之域，船运出国方便，国外信息灵通。
清朝统治两百年间，曾实行“锁国”、“海禁”。其间，荷兰、英国殖民者见印尼、马来西亚岛上的华侨先民，耐劳苦，有手艺，善经营，妄想征用中国劳力，靠招徕不行，便在中国东南沿海勾结海盗，掳掠、绑架壮丁，到印尼、马来西亚充当殖民资源开发的苦力。那两百年间，海丰边民到南海渔猎、航运之际，也会有人偶尔被他们掳掠到印尼、马来西亚等国未返。
2、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东方不发达国家掠夺廉价劳动力。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继在东西亚地区殖民开发之后，转向用“炮舰外交”发动鸦片战争，敲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屈辱投降，开口岸，割地盘，赔巨款，给特权。1860年开始，清政府从退让默认，至正式承认外国列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招收华工的权利。因而从1860年汕头开埠以后的六、七十年间，招收华工从沿海扩至内地。据荷印（尼）史料记载，1874年荷兰殖民者贩运潮汕和海陆丰契约华工48名。
1875年增达1088名。他们或被运到日里（即北苏门答腊）种植烟叶，或被运到勿里洞开采锡矿。又据汕头地方志资料记载，1879年以汕头出国被贩运到马来西亚马六甲种植园和国家锡矿矿山矿场的海丰契约华工428名。1888年，荷兰殖民者在汕头设立招工局元兴洋行。据称，该行拥有可运载2000人的直航轮船，频繁穿行于汕头与海峡两岸殖民地之间。
据日里惠州会馆侨领张云飞称，1879年日里地区61个烟叶种植园主组成联合会，大量招收华工，从事大规模种植。该会代理人范?德尔?霍尼特与原在汕头的大客头劳斯和哈洛签订1889—1913年为期25年的贩运华工合同。开始二、三年间，已招收贩运契约华工13500多人；延至其同伙一并招收，至1931年增至招收契约华工305000多人，其中不少是海陆丰人。1936—1941年张云飞在海陆丰大工头创办的棉兰养中学校担任校长期间，有机会常到各同乡大工头的种植园参观访问。据其提拱的资料，1935年日里已有100多个种植园，契约华工100000多人，其中属海陆丰大工头管辖，并集中海陆丰契约华工的种植园有30个，且是规模较大型的，计有40000多人，几乎全是海陆丰人，而陆丰人稍多点。
1874—1931年间，英、荷殖民者合伙贩运契约华工，其中贩运到马来西亚的海丰契约华工人数也有将近20000人，与在印尼的海丰契约华工人数相近。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东南亚地区华工渐多失业，不再招收新华工；及至1945年之后，东南亚民族独立国家一般拒收中国新移民，出现了中国海外移民的新情况、新动态。
3、历史上海丰人出国谋生的原因和去向
据1987年海丰归侨情况调查登记资料和众多的老华侨口碑资料获悉，海丰华侨占百分之八十的原籍是在海丰黄羌、公平、西坑林场、黄羌林场和平东，其余的是在海丰联安、梅陇、赤坑、红草、马宫等沿海。
（1）为什么历史上黄羌、公平等山区会有那么多人出国？从海丰地方志资料记载分析，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黄羌、公平等山区是全县天灾人祸深重的地区。1855年底，三点会起义军领导人黄殿元等被清政府杀害，部分起义军进入公平、黄羌山区建立根据地，凭藉山区地理险要条件，坚持斗争。藉此清兵多次进剿起义军，全县被毁乡村36个，公平、黄羌山村被毁灭更为严重，起义军骨干先后遇害，倾家荡产。
1877年，清提督方耀带兵到海丰办“积案”，镇压三点会活动，将康熙年间建立的约（区域）缩小、划界“防匪”，一些村民迁徙，村庄变成废墟，公平深受其害。1883年5月，公平镇和近郊发生鼠疫，据称死三千多人，家畜几乎死尽。1888年，清提督方耀又再次带兵来海丰“办案”，杀戮案犯，焚烧房屋，向其亲戚勒索巨款，公平山区又遭劫难。1900年洪亚重领导的三点会起义失败被杀，原公平据点也遭洗劫。1901年，公平地区又发生天花而且蔓延全县，据称婴儿小孩死亡一千多人。
黄羌、公平等山区灾难深重，迫使当地群众持续远走谋生，因而一批一批都被英、荷殖民者的“客头”引诱、欺骗而陷入他们所设置的招工圈套，沦为契约华工充当海峡殖民地的苦力。
民主革命时期，因山区地理条件特殊和阶级斗争尖锐，红区与白区之间生死斗争多次反复，又穿插着宗亲派系斗争，使黄羌、公平等山区的蒙难群众，大多数经香港飘洋到马来亚、印尼投靠亲人和朋友，因而这些乡镇的远渡各国的人数依然比县内其他镇多。
（2）1928—1930年海陆丰农民运动失败而出现空前大流亡，1939—1945年日本侵略军侵占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由于人祸、战乱迫逼，致使海丰沿海平原的受难者就近、就便、就亲缘地缘逃亡到越南、柬埔寨、泰国谋生，其中到越南、柬埔寨谋生者，绝大部份是海丰联安、梅陇、赤坑、红草、马宫等沿海百姓。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下半期，移居西方国家的海丰华侨、华人中有：
（4）1947—1949年国民党政府濒临垮台而从中国大陆直接移居西方国家的华侨华人。
（5）1950年起的40年间，从台湾、香港、澳门，从东南亚侨居国到西方国家留学、旅游、探亲及非法入境而得到留居者，其人数与合法移民人数相近。
（6）1959—1981年，东南亚一些国家先后几次掀起暴力反华排华浪潮，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大逃亡，其中近百万华侨华人移居西方国家落户定居。就是这样的一批一批，持续不断的大迁徙，其中海丰旅居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的华侨华人，迁居西方国家的数以千计。
（二）海丰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历史变迁
1、19世纪下半期及至20世纪40年代，即殖民统治契约华工劳役的时期，荷属东印度（即印尼）日里烟园园主联合会拥有种植园区域的行政管理特权，设警察和法庭，建铁路和船舶码头，偌大区域戒备森严，园工皆无人身自由，每天起早摸黑被监工带到烟园，为园主繁重的定额劳动累死累活拼命干，可是年终结账除尽赊欠所剩无几，却又被园主开设的商场、财场、色情所搜刮精光，相当多的苦工负债累累，纵然三年、五年劳役期满，但仍是“日里窟，会得入，不得出”，致老病死园内。这就是历史上印尼归国华侨甚少的原因。
至50年代初，在种植园繁衍生息的华侨后裔多数仍属社会底层的谋生者。如马来西来英殖民政府为加强统治，逼迫他们（约60万人）迁离森林附近，集中到划定的600多人移民村居住，海丰西坑、黄羌、公平、平东的华侨华人大部份就集中在这些村庄。当初生活贫困，很多人离家到城区做工，经过近40年发展，新村逐渐城市化，那里的华人劳动收入开始能维持温饱甚至略有节余，不过，还是比不上中层经济发展的华人。
2、20世纪中期，即殖民社会华侨自由民为主谋生的时期，其间从1928—1931年海丰大革命失败逃难出国者几千人，就亲缘、地缘先后抵达马来西亚，散居马来西亚西岸60公里地带的新山、芙蓉、马六甲、怡保、太平等沿海平原区域；抵达印尼，散居于日里（棉兰）地区的市镇；抵达越南，多数定居南越堤岸或湄公河流域市镇；有的抵达柬埔寨，也定居于城市。
他们多数经营餐馆饮食店、传统商业，既向土著村民收购土产，又向他们推销工业日用品和生活工具，承受欧洲殖民者和土著居民都难以承受的发展生产、方便生活的产供购中介商务。此外，许多海丰华侨知识界人士担任侨民社会公职，如华校教师、医生和其他文职人员，传授中国文化，推动与侨居国土著居民的科学、文化交流和友好相处，而受到侨居国广大公民的赞许。
3、20世纪下半期，即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方面，东南亚许多国家相继民族独立，由于土著的上层人物妒忌和打击华侨华人，不断进行挑拨离间，煽动制造暴力反华排华事件，导致东南亚华侨华人出现了历史性大变迁；另方面原先推行殖民主义的西方国家却放宽入境移民，导致华侨华人由东向西、向南的大迁徙。
（1）华侨华人国籍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继民族独立的东南亚各国的华侨，有几种选择：要么加入侨居国国籍，求得能在当地立足，有谋生门路；一种也保留华侨身份，宁可过着被限制、人身安全没保障的风险生涯。处在这样境遇的华侨，普遍都选择加入侨居国国籍。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印尼华侨华人有500多万人，其中印尼籍华人有470多万人，华侨仅存30万人，加入马来西亚籍的华人，占华侨总人口540万人的95%。另方面，依据西方国家移民法，迁居西方国家的华侨华人，也自然成为西方侨居国国民。
（2）华人的地位的几种情况
第一，在印尼，据不完全统计，在印尼的500多万华侨华人，仅占印尼总人口1.68亿人的3%（1986年统计），可谓印尼的少数民族。获得民族独立的印尼政府，长期实行国人权益多数民族拥有优先特权的政策，使印尼籍华人不仅不能与印尼土著政治平权，华人的经济、文教和社会生活各项权益，都要受土著的制约，不能自由发展。这样的境遇，只要发生土著势力暴力反华排华，那么华人生命财产就丝毫没有保障。
第二，在马来西亚。据1986年的不完全统计，在马来西亚的华侨华人近540万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1597万人的33.8%，成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民族。在这个国度内华人可以自由组织社团、华人公会有一定社会地位可以参政议政。可是，于1969—1971年当马来人拥有统治权之后，他们却实行马来人土著特权政策，迫使华人的经济、文教和社会生活各项权益，都要服从马来人的权益优先获得、优先发展的特权。但是，由于马来西亚的华人众多，尤其在华人聚居的城市，华人仍能获得经济、文教和社会生活的地位。
本文来源：汕尾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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