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丰1943年发生的那些事
1943年（癸未年），陆丰县（含现在的陆河县）等粤东地区爆发了以旱灾为导火索的特大饥荒，受灾之严重，死亡人数之多，历史罕见。据后来统计，当时陆丰全县总人口50.52万人，饿死11.71万人，加上逃荒未回来（许多死在外地）的1.67万人，总共饿死13.39万人，占当时陆丰全县总人口的26.6%。其中亡丁绝户的有9269户，散掉57个村庄。灾情如斯严重，甚至连“惨烈”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其惨。至今记述之，仍倍感胆寒心惊。
这场恒古未有的空前大灾难，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首先当时正处于八年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海陆丰等粤东沿海地区受日寇占领或封锁，物资匮乏。其次，1942年（壬午年）秋季，陆丰县各处突然爆发大规模的“虫灾”。这些害虫昼伏夜出，到处啃食禾苗，多的每株禾苗竟有数十只，吃得苗枯叶槁，所到之处，几成一片精光。
少数存留的禾苗，等到扬花出穗之时，又遭七天台风袭击，狂风暴雨之下，几无完稻。结果，等到是年秋收割稻谷时，水稻多属白穗，未结谷子，邑内农人，普遍歉收。
次年（1943年，癸未年）春，陆丰等地又普遍遭受极其严重的春旱，长达数十日滴雨未降。而且，旱的时候刚好又是春耕时节，所以使农作物的种植深受影响。再加上本地的地主、奸商操纵粮食买卖，囤积居奇，致使米价一涨再涨，一天数价，高的时候，数十倍地涨。
民众为了活命，纷纷拿出家中值钱的东西乃至土地去换粮食。饥荒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一亩耕地换半升米的现象。当时的地方政府赈灾不力，也是酿成此大灾难的一大原因。可以说，是兵灾、虫灾、风灾、水灾、旱灾乃至人祸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了这场空前大劫难。
结果，1943年（癸未年）正月还没过完，民众家中的大米、番薯等粮食就已经吃完了，于是开始闹饥荒。有些醒目的民众，见机不妙，就拖家带口逃往长乐（五华）、江西、福建等地，先后北上避难的有十多万人，其中有不少人死在逃难的路上。
当时，粤赣当局曾合组“赣省救济粤东移民委员会”，专门登记、收留入赣粤籍饥民，接续灾民。
留在本地的民众，大多勉强支撑。灾民们开头吃米糠（吃多了拉屎不出），接着是野菜树叶。如猴头、山苍计、马甲头、赤结、番薯叶、番薯藤、黄麻叶、土伏苓（硬饭头）、羊古树叶、香蕉头、马苋菜、山芋叶、盐霜柏、柿子叶、尖规菜、刺苋菜等。
山上野外生的长的，只要是能填肚子的，都被弄来充饥。由此造成水肿病多发，饿殍满地。
大饥荒之下，有些家庭全家饿死，成为“绝户”。许多村庄十室九空，饿死的人非常多。有些人头天还去帮忙掩埋别人，次日自己也饿死了。不少人死了，家人无力埋葬或家人也已饿死，多由本地善堂（旧时的民间慈善机构）收葬。多的善堂，曾一日掩埋上百人。有的义冢，一座掩埋上万人，人称“万人坟”。
待到当年六月新米上市，有些饿得太久的人，又因为一下子吃太多，给撑死了。而且此时有不少民众多患疴症，水肿并发，于是又死了不少人。由于此次饥荒造成的妻离子散，家庭破碎的，数不胜数。有的饿了卖儿女；有的卖妻子；为了饱肚而出卖肉体的也甚多，甚至还出现了“卖人肉”、“吃人肉”的人间惨剧。
笔者外婆（生于1931年）是一个童养媳，时年仅十二三岁。据她回忆，当时她带着小叔子（我外公的弟弟）四处去讨饭，后来这位堂外祖父饿死在讨饭的路上。
数十年后，外婆口述说，这位年仅八岁的堂外祖父，当时饿得皮包骨头，浑身没有半两肉，嘴里老是喊饿。另据笔者表叔廖少红讲述，笔者奶奶的父亲（外高祖父），也是在这一年闹饥荒的时候饿死的。
当时，粤东地区乃至整个广东省，不止陆丰一县受灾，周边的海丰、惠来、普宁、潮阳、揭阳（含现在的揭东、揭西）等县也受灾严重。加上陆丰，上述这粤东六县共饿死五十多万人，其中陆丰是最为严重的之一。
另台山、恩平、蕉岭等县也受灾严重。据资料显示，当年广东全省“受旱死于逃亡、饥荒的达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10%”。如此惨状，可以说是吾粤恒古未闻的大灾难。
时至今日，尽管时间已经过去整整76年了，但是老一辈陆丰（含陆河）人每念及此，或听到“癸未”二字，仍为之色变，心有余悸，可见当年这场灾荒之惨烈。今天，记述这段历史，是为了不忘却这段历史。值此76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悼念死于1943年“癸未大饥荒”的所有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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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农历癸未年，是陆丰有史记载的最严重的饥荒年。
一、原因
1、陆丰县是历史上的缺粮县，在正常年景下，还需进口大量的“洋米”，才能保证陆丰人民不受饥饿。一九四一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进占香港，对大陆实行封锁．海运断绝，“洋米”不能进口，这是造成大饥荒的前提。
2、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农历七、八月间，连续两次遭受水灾和潮灾的袭击，九月底晚稻将近收成，又普遍发生剃枝虫为害，部分水稻失收，晚稻减产，粮食缺欠更加严重，一九四三年春节过后，荒情便露头了。
3、春旱严重。一九四三年农历三月到五月，有的地区旱了70多天，有的早了40多天，大多在关键月份早了两个月。春收作物减产，在全县五十一万多亩耕地中，有二十四万五千多亩丢荒，占总面积百分之四十八。
4、地主、奸商操纵粮食，囤积居奇，有的甚至积压不粜，米价一再猛涨，碣石镇在农历二月，每升米(注: 2.8市斤)30元(当时货币，下同)。三月中旬40元，三月二十日上午48元，下午涨至60元，五月份达到105元。最后是市场无米出售。
是不是粮食全完了?不是。据记载，碣石镇十九户大户(地主、资本家)囤积稻谷430n多担，番薯1200多担，直至新谷登场，番薯烂掉了。东海有一资本家囤积在米店里的大米80担不粜。饥荒过后，白米变成“黑米”(霉烂了)。更严重的是，县长左新中参与奸商把陆城的5700担粮食雇民船从螺河运往外地，造成粮食供应更加紧张。 5、伴随大饥荒而来的瘟疫——霍乱。夺去了更多人的生命。
二、惨况
县内城镇和农村随着荒情的发展，绝粮户越来越多。开头吃米糠、瓜菜、接着是野菜、树叶。如猴头、山苍计、马甲头、赤结、番薯叶、番薯藤、黄麻叶、土伏苓、羊古树叶、香蕉头、马苋菜、山芋叶、尖规菜、刺苋菜、桃密叶、猪母菜、大豆枝、大豆壳、海草等，只要能填肚子的，都用作充饥。
为了生存，饥民们不惜把自己家中所有值钱的财物，廉价抵换粮食。
东海一亩耕地换1.5斤米。
甲东一亩耕地换1斤红糖。
旱田一斗种耕地换1斗谷。
东海、甲东一间房子换10斤番薯。
湖东一间房子换1升米。
早田一问房子换70斤番薯或2.6斗谷。
东海一张眠床换2升米。
甲子一张眠床换1升米。
南塘一件棉被换1.5筒乌豆(筒即半升，约1.4斤)。
大安一件棉被换5合米。
东海一件新衣服换半斤乌豆。
湖东曲清村贫农卓阿想，一家3人，把1斗8升种的耕地，以1升乌豆为价，换给地主，地主拿到契约后，连一升乌豆都不给，经几次求情，才给5合乌豆。等乌豆拿回家时，家里两人已饿死了。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出卖耕地的有38800户，84400亩；卖房子的有12300户，15300间，离妻的8710人，卖儿子的8760人。逃荒到江西、五华等地的人一批接着一批，无法计算人数。
农历二月起，沿海地区开始饿死人，到三、四月份，平原、山区普遍饿死人，饿死的人数越来越多。据统计；当时全县总人口是5052002人，死了117100多人，加上逃荒没回来(大多死在外地)的16760人，总共133900人。占总人口的26.6％。其中：绝户的有9269户，散掉57个村庄。
主要灾区的几个统计数字：
湖东当时总人口26700多人，死了12880人，占总人口的48％；而港内渔民4400人，竟死亡3800多人，占总人口87％；长湖村1880人，饿死了1418人，被地主、渔霸打死的23人，外出逃荒39人出卖小孩55人。
碣石镇当时总人口 27000人，死了11190多人，逃荒外地649人，离妻卖子889人，绝户的864户，4980人；沙井居民区423户，总人口2160人，饿死1300多人，绝户的59户；全镇搬运工人297人，饿死了169人。
甲子镇当时总人口42000人，死了19000多人，绝户的1300多户。其中港内近万人的渔民中，死了7600多人，加上大批逃荒，饥荒过后剩下800多人。有人形容荒年人口大减是“去七留三，存对半，又加五折”。
甲东当时有26300多人，死了13400多人，外出逃荒的2970多人(荒后没回，死在他乡的有1240人)，在新兴大队范国内原有518户，2850多人，饿死2250人，绝户312户，吴亚受一家有50人，死存1人。新乡村原有180人，死亡、逃荒的有174人，灾荒后存下6人，他们便迁往他处，这个村也就散掉了。
县城所在地东海镇当时有18900多人，死了9100多人，占总人口的49％。粮产区的博美镇也饿死7000多人。山区的水东区死了2580多人。
在那灾难的岁月里，湖东、甲子、碣石、碣北、东海、大安、乌坎等地都曾出现“人吃人”的惨状。湖东镇有9个杀人卖肉的流氓，先后杀掉48个小孩。碣北新酉村有个叫吴哺的女流氓，先后杀掉13个小孩和一个气息奄奄的青年。
三、血泪纪实
据参与收尸的善堂人员回忆：
湖东善堂的陈坚说：“湖东镇每天都有许多人饿死，我亲手收尸1000多具，最多一天收了100具。从日出抬到日落，抬走一个，倒下的又几个，越抬越害怕”。
碣石镇有“信登”和“同德”两个善堂。信登善堂的蔡宗藩说： “信登善堂在那一年的头六个月里，共收尸．4000多具，开头是死乞丐，接着是渔民、居民，死亡逐月增多。
二、三月份还有棺材收埋，四月份棺材不够用，一部分用草席，到六月份，连草席也用光了，只好赤身埋(裸葬)，几具尸体埋在一个穴或一条沟里。死人少时，还能及时收埋，死的人多了，善堂里的20多个工友忙不过来，往往有的已经发臭”。
甲子镇后人为死难者建立公墓。碑文上有这样记载：“全镇遭难死亡者近二万人，其中全家俱没者千余户。成万渔民死亡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由公众营葬，即现在累累在此墓者一万三千多人。”俗称“万人坟”。
湖东镇后人也为死难者立碑建公墓。其中有一段碑文是：“盖当癸未(注：1943)年，适逢中日战争踏入最后阶段，烽火连天，战祸所及，交通梗塞，海寇乘机抢劫，湖东海解之地，索称缺粮，且时逢苦旱，野绝青草，纵有金钱，何由获食。
当此之时，天灾人祸，重重惨迫，以致全镇人口一万零丁，遭饿死七千余人，通衢大巷，尸骸枕籍。
当时人穷财尽，死者潦草收埋，一经风雨侵袭，暴露原野。读古人诗：”雨淋白骨血染草，月冷黄昏鬼守尸’。想当时情况，有过之无不及也”。
本文来源：汕尾市民网、甲子国，作者：幽壹、罗炳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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