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肩膀
风，嗖嗖嗖，呼啸着从父亲头上掠过，从我脖子上穿过；夜，黑漆漆的，偶有三三两两提着手电筒的人，叽叽喳喳从身边走过。借着微弱的电光，一幢幢黑压压的树木影子不断向后隐去、褪去……那是条灌木丛生，通往长溪村的泥沙小路。父亲背着我，踩着黑暗，踏着凹凸不平的小道，躬身前行。一块如手帕被扩大无数倍、四边被扯后开固定在竹竿上的白布，高高地悬挂在村口的大町上。绑在竹竿顶的喇叭被风一吹，发出嗡嗡的声响，白布现出无数个跳跃的小黑点，黑点渐渐变成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影像，山川树木、楼台亭阁，也尽显其中。影像时近时远，近时，半边脸占据了整块布的面积，像一座凸起的大山牢牢地横亘在我的眼前；远时，无数个小黑点与山川树木连成一片，模糊得啥也看不清。这些时大时小，时清时模的影像时刻拨动着我幼小的心弦，令我感到陌生，疏离，发怵。但看到大人发出的阵阵喝彩声和欢呼声，便又滋生出一股异奇的惊喜感觉，这感觉，在我幼稚的脑海盘桓、跳跃、振荡。那时的我，最多不过六七岁，抑或更少，才五六岁吧。
可那时的我，并不晓得，这是在放电影——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声像艺术。
六七十年代看电影，是乡人唯一奢侈的业余娱乐。那时不管哪乡哪村放电影，乡人都兴致勃勃成群结队赶着去看，《渡江侦察记》《野猪林》《上甘岭》等影片，都是大家热衷追逐的。
乡下放电影，都是在夜里的露天进行，因此每次去看，都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人在何方、周遭环境如何、哪村哪寨、有何标志，无从得知。只记得，每次去，都是父亲背着我，然后扒搭在父亲的肩膀看的。
与父亲一起看电影，时不时还能吃到父亲买的小零食。“控糖”，是其中的一种，咬起来咔嚓咔嚓地响，又甜又脆，还夹杂着浓浓的花生香。口渴时，再来杯酸酸甜甜的柠檬姜糖茶，沁人心脾。有次去长溪村看电影，回来经过吴爷宫。那时的吴爷宫，是座三层高的旧式骑楼，上层是理发室，下层是集体小饭店。晚上，骑楼下的走廊，有家经营甜姜薯的档摊，摊主福伯高高瘦瘦，整天笑呵呵地招揽着生意。走廊木板门上挂着一盏铁塔灯，光芒四射，把吴宫周围照得贼亮贼亮的。
摊档竖卧着的大铁锅翻滚着深暗色的糖浆，福伯撸起袖子，拿着抽子，刷刷刷，把一条条白笋笋的姜薯销成一片片雪白片儿，片儿纷纷跌落锅里，在热汤里上下翻腾冲突、来回跳跃。父亲把我从背上放下，上前对福伯说，“福兄，来两碗吧。”
坐在夜风嗖嗖的骑楼沿栏边，喝着滚烫甜脆的姜薯汤，咀嚼着糯胶的薯粉圆，浑身上下热气蒸腾，一点都不觉得冷。吃完，父亲从旧棉袄的口袋，摸索出两张皱巴巴的纸币，递给福伯，然后蹲下身子背上我。我扒在父亲厚实的肩膀上，闭着眼，默数着父亲脚步，一二三……数着数着，一睁眼，便到了家。
早年生活的贫困和艰辛，从小练就父亲自尊自强的个性和独立谋生的能力。在我幼小时，父亲已是渔队一位声望颇高、捕捞技术超群的船长了。他每天统领着数十人的船艇，向大海进发，作业捕捞，年年为渔队创下丰厚的业绩，上过电视、报纸。无论父亲平时多忙，多累，他每天航归后，总利用晚上空闲的时间背我去码头玩。码头离我家不远，才几百米的路程，拐两三个巷口，便到了。
夏夜的码头，海风习习，夹杂着阵阵的咸腥味。洒沷在深蓝色水面上的夕阳余辉，像一波波发光的红色碎银子在水面跳跃，荡漾。码头的远处，海水退得远远的，留下一滩滩浅灰色的软沙泥，爬行着零零散散的小虾小蟹；近处的堤岸，一只只浅青色的船蟑螂来回跳跃，张牙舞爪，这些可爱的小动物，随便伸手一抓，便能捕到几只，放在手心上把玩，其乐无穷。记得码头刚建之时，有次父亲背我去海边，我惊讶地发现：空旷辽阔的海面不见了，奇形怪状的礁石也消失得无踪无影。一道又高又长、望无边际的堤坝，牢牢的横亘在我的眼前。我仰望着三三两两攀堤而上的大人，顿觉横亘在我眼前的，是座高不可攀的大山。
父亲拍了拍我的小脑袋，说：“想上去吗？”
“想！”
“可是太高了！上不了。”我又摇了摇头。
父亲笑了，说，“不怕，来，你踩上我肩膀，我扶你上去。”
我有些胆怯，滞步不前。
“不怕，不会摔的，扶紧了。”父亲蹲下身子，把我驮在肩膀上，然后站起来，靠近堤岸。
“手扒在边沿，抓紧。”他大声喊。
我伸出两只小手，向粗糙的堤砖攀去，“一二三……”父亲猛地用力一推，蹦的一下，把我送上了堤顶……
这是40多年前的生活片段了，像放电影，一晃而逝。30多年后的父亲，双肩已无力下垂，他再也无法承载起生活的任何重负，哪怕一点点的压力，都让他气喘呼呼，心有余悸。他白发苍苍，早已老去。当然，老去的，不仅是岁月叠加地递增，更是躯体无情地侵蚀。
十多年前，父亲生了一场病，一条长长的伤痕像蜈蚣张牙舞爪，从父亲的后背伸向肩膀。父亲的生命终于走向未端……
父亲离我而去，已整整十八年。
日逝去的时光，令父亲的影子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唯梦里偶尔见到，才显得高大壮实，清晰依然，尤其那宽阔厚实的肩膀，更为翔实。
文字：苏香图片：网络编辑：马泽松审核：黄晓萍来源：善美东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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