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归老“红中”
1960年末到1963年间，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孩子饥饿，人民饥饿，支持教育不会比对付大饥荒更重要，民办学校的生存只能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幸亏，老“红中”三个班级的100多名学生，除了拥有残旧的桌椅和几间简陋的教室之外，还拥有六位在饥饿中仍一心办学的老师。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赞美我的老师们。除林伯群先生以外，马绍逸、柯淑儒、陈家伍、林达生和叶锡武五位老师都健在。他们在家乡的校园里默默奉献，安于平凡，不习惯张扬。平凡的世界只接受真切与平实，别的没有任何意义。我只盼我的旧梦能勾回他们的愉快记忆，我只盼我的感怀能得到他们的会心一笑。 1960年，我就读红城中学，3年后初中毕业。45年前的人生往事，大多早已变成无法拾掇修复的碎片。我是 “红中”第三届还是第四届的学生呢？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是，就像我难忘家乡的龙津河一样，我也难忘老“红中”母校，难忘母校初创时期六位辛勤耕耘的老师们。
也许是，年纪大了旧梦多。那条静静流淌的河，河边那所小小的学堂，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情景朦胧而深远，依稀还能听到一阵一阵低沉的学堂钟声。记得，老“红中”的校钟，是一块吊在屋檐下锈迹斑斑的铸铁，敲打人总是林伯群先生。我在学时他年近半百，老是眯缝着双眼的和蔼面容，简直像菩萨的笑脸；他敲打的上下课钟声，在我的梦中也仿如庙宇的钟磬声，听来竟是那么悠扬而神圣。
林伯群先生是我六位老师中的长者，教我们初一的语文。他少时接受的应该是旧式教育，故较擅长文言文。他用海丰方言摇头晃脑朗诵清代学者钱鹤滩的《明日歌》，那样子就像旧时的私塾先生，至今我仍然印象深刻。据说我们的方言接近古时的“官话”，保留了很多中原雅音，用来读古文，十分贴韵，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我读高中以后，语文老师都是科班出身，不再以家乡方言教学。
他们用普通话给我们读古文，别有风味。但是，我还是偏爱林伯群先生读“之乎者也”时的“老学究”式的腔调和模样。当我们这班傻小子跟着他一边摇晃脑袋一边大声念书时，实际上正在不知不觉地接受着古汉语的启蒙教育。我就业后从工，但业余喜爱文学，闲暇时也读点古文。有这样的兴趣，可以说，与林伯群先生早年灌输的那套恰到好处的“旧式”教育不无关系。林伯群先生逝世多年了，但愿他在天堂上的学生不至于像老“红中”的学生那么顽劣，会轻慢他的厚道；但愿他在天堂上望着人世间正在步入晚年的老“红中”的学生时，依然会露出宽容的微笑。
半世沧桑，老“红中”的学生在各自人生的道路上，大概都走得不容易。没有辉煌的篇章，也从未给母校丢脸——像绝大多数的世纪同龄人，老“红中”的学生成年后，只是这块大地上的普通劳动者。但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他们都没有沉沦。他们能够自食其力，能够成家立业，也能够服务社会。原因之一是，他们曾经接受过老“红中”最实在、最有效的基础教育，在那里经受过艰苦的磨练，培养了比较健全的人格，掌握了生存必需的起码知识。
然而少年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包括我，却差点成为被那个年代遗弃的孩子。学校资源极有限，国家实行的只是六年义务教育，政治标准决定一切，升中也必须“根正苗红”，这是历史的现实。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我读完高小，眼看就要失学了。倘若老“红中”不收留我，意味着我的学历将永远是高小，往后的道路将更加坎坷，时至今日也可能过不上平稳的生活……记得儿时，龙津河有潮，每天潮起潮落，洗刷着河岸的泥沙，却没有冲走河滩上的小石头。她保佑河边长大的孩子，她让河边的学校招揽了我。我想，我常怀感恩之心记念初中母校，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老“红中”当然不是专为我这样的“问题儿童”而设的。镇里和周边的农村有很多等着读书的孩子，县城就那么一间公立中学，实在容纳不了太多的学生。于是，在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民办的“红城中学”就应运而生了。那是一股兴学的大潮，全国各地都在兴办民办学校。因此，十几年前当我第一次听到“希望工程”这个新名词时，我便觉得，在老“红中”创立的那年，“希望工程”实际上就在全国开始实施了，只不过当时没有安上这个响亮的名称而已。后来，我一直认为，所谓“希望工程”，就是大力发展平民教育，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平民教育。
“红城中学”早期的教学条件和学习环境，跟现在的报刊、影视所报道、描画的贫困地区那些小学校的落后状况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富强的国家现在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山区学校得到了海内外热心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可是1960年末到1963年间，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孩子饥饿，人民饥饿，支持教育不会比对付大饥荒更重要，民办学校的生存只能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幸亏，老“红中”三个班级的100多名学生，除了拥有残旧的桌椅和几间简陋的教室之外，还拥有六位在饥饿中仍一心办学的老师。因为有他们，老“红中”才成为可以读书的地方，因为有他们，老“红中”才成为可以真正读好书的地方。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赞美我的老师们。除林伯群先生以外，马绍逸、柯淑儒、陈家伍、林达生和叶锡武五位老师都健在。他们在家乡的校园里默默奉献，安于平凡，不习惯张扬。平凡的世界只接受真切与平实，别的没有任何意义。我只盼我的旧梦能勾回他们的愉快记忆，我只盼我的感怀能得到他们的会心一笑。因此我宁愿选择不赞美！
那个时候，孩子们正当发育之年，却面黄肌瘦；进了民办学堂，心里也不免自卑。教导主任马绍逸老师无力让学生摆脱饥饿，但他必须让学生对自己的生命与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老“红中”的名誉校长是镇里的干部，荒年中正忙着镇里的生计，无暇顾及别的事务，我从未见过他。马主任才是实质上的一校之长。他和柯淑儒、陈家伍、林达生、叶锡武四位老师一样，20岁左右，年青有为。
论年龄，他们是我们仁厚的兄长；论学识修养，他们是我们敬畏的老师。很多年后，当我为自己能有机会上大学而感谢天地时世时，我也总要为天地时世的不公而慨叹。因为五位老师品学兼优，当时完全够格上大学深造，而“上帝”却亏待了他们。也许，曾经失落者才善于感化失落的灵魂——马绍逸老师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他执教的政治课，从不空泛，毫无教条，谆谆教诲的都是做人的简单道理，却让我们懂得了自尊、自爱和自强。
寒暑假时，老师们那些上大学的同学回乡了，他们常欢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神聊；假期过后，老师们总会把他们神聊的话题，编成好几条像“天方夜谈”一样的生动小故事，让我们这帮孤陋寡闻的孩子听得目瞪口呆，如醉如痴。回头想想其中的寓意，大家还能悟出一些道理来，明白了做人“要有爱国之心，也应胸怀理想”。倘若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一定会从老师们言传身教的方式中得到启发：教育成功的根本在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融合和相互理解，潜移默化的引导往往比干巴巴的说教更为有效。
老师们常常家访，不像现代学校只是开开家长会；他们也常常带领学生走进社会，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我们每学年都有一个月左右的农忙假，集体参加割禾插秧、修水利、建水库，以至抗灾抢险。体力劳动是那个年代学生的必修课，再娇弱的人，也得学会承受。
老“红中”没有任何体育活动设施，但是得天独厚，有龙津河和河边的沙滩草地。体育老师叶锡武的训练课程永远是跑步、体操、排球和游水。有一次，他借来两条小木船，带我们在河上泛舟竞划。浪花搏击，船儿晃荡，孩子们纷纷落水，于是放肆嬉闹，开心极了。上岸后，老师、同学一起煮番薯，如狼似虎分享课余在菜墟埔开荒劳动的收获。这是我最能清晰记起的初中阶段最热闹、最快乐的活动场面了。
如果说，体育可以利用天然条件，那么，上化学和物理课，天上就不会掉下教学所需的辅助设备来了。多年前听说过贫困山区有一位中学物理老师，教了一辈子的电学，自己却从未见过电灯。上世纪60年代初年，虽然我们白天也是光着脚丫子上学，晚上在家学习用的还是昏黄的煤油灯，但是县城里的街道入夜毕竟已有电灯照明。因此，我们的物理老师柯淑儒当然见过电灯。他的困难是，给学生开课时没有任何仪器和模型，就连一张示意挂图都没有。我唯一看到的实验是化学老师演示的“氢气的产生及其燃烧”，因为在学校的家当中总算还能找到一个烧杯和几根试管。柯淑儒老师可就煞费苦心了。
他拿来一瓶墨水、一支毛笔和一捆白报纸，叫我预先在家把物理教科书上的插图依样放大画出来，上课时供他挂在黑板上讲解。这项任务使我受益匪浅：一、挂图是我临摹的，自己觉得“光彩”，故心情好，听课入神；二、生怕画错了被柯老师责备，故须先把书中所述原理琢磨透了才敢动笔，等于每课都搞好了预习；三、因小子“劳苦功高”，柯老师报马主任批准，有几个学期给我减免了学费。我家境贫寒，减免学费，无异雪中送炭。可学校也穷，哪有能力为困难的学生家庭减负？给我的优惠是绝无仅有的事。因此，我永远忘不了柯淑儒和马绍逸老师当年对我的激励和关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林达生老师一个人承担了老“红中”初二、初三年级所有数学课的教学任务，包括代数和平面几何。他为此必须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然而他从不敷衍应付，而且备课格外用心。课堂上，对每道例题，他都要演示好几种解法，让你明白哪种解法最简便。他每天布置作业，也极注重训练学生敏捷灵活的思维能力。每次考试，他出的题目难度高、数量多，要求学生解答得又准又快。若解法烦琐，必然交不出完整的答卷，好分数的指望肯定落空。因此，学生平时不得不勤动脑筋，加倍用功。碰到难题，都会琢磨有几种破解方法，哪种最省事。
1978年初，我报名参加高考。当时距考期只有两个多月，复习时间极有限。林达生老师16年前教的平面几何，却是我认为最有把握，无须再费时、费心复习的科目。我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把厚厚的平面几何课本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结果发现所有的定义和定理仍存放在我的大脑中，就像电脑硬盘里的资料，一条也没有丢失。这完全依仗林达生老师当年的“刻录”之功，否则，基础不可能这么牢固。他的严格教育，造就了一种思维定势，使你往后在生活和工作中碰到难题时，也会迅速反应，马上去寻找既不违反相关法则又最有成效的解决捷径。跟林达生老师学习数学，竟能得到这种好处，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毕业班的班主任是陈家伍老师，起初他只教我们音乐和生物。我喜欢的世界名曲《渴望春天》就是45年前他教唱的。上初三以后，他又兼任我们的语文老师。那时节，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陈老师看过很多文学名著，常在课堂上旁征博引向我们评介，引导我们读了不少有益的课外书籍。好书要“精读”，是他的叮嘱。每个学生的作文本，每页行间的空隙，都密密麻麻地布满老师用红笔删改、圈点的符号和精细的点评文字，最后还少不了几百字的总评语。那些红、黑墨水相间的绿格子灰白色文稿纸，在我的印象中美极了！
可以说，我们每一周的每一篇小作文，都是学生和任课老师心灵的交融，里面都聚集着孩子的勤力和老师的心血。要是那些小本子今天能够保留下来，我一定会展示给我的女儿看。她读初中时，她的语文老师评阅学生作文，采用的却是这样一种新办法：你评他，他评你，……让孩子们自己相互阅改，然后才花点时间统一讲评。他教出来的学生也不赖，但我总觉得他没有克尽教师的本分。对比可敬的陈老师，我女儿的老师可舒服多了！
学生的语文基础，都是在中学阶段浇铸成的。除了文科，大学不再教你写文章，只教你翻资料。我有幸在初中和高中阶段都各有一位很棒的语文老师，他们分别在我初中、高中同学的心目中，都享有颇高的声誉。承蒙他们教导有方，愚钝如我者，才不至于动起笔来，太过词不达意、文理不通。初中阶段的语文老师就是陈家伍先生，我一生都会铭记他孜孜不倦的教诲。
十年前，我回家乡，曾特地到龙津河边故地重游。龙津河已经不是我儿时的龙津河，而菜墟埔上老“红中”的校址，已变成了住宅小区。我在那一带流连良久，惊异眼前的变迁与繁荣，心里却怅然若失。我要找我的初中母校，于是沿河而上，一路寻觅，几乎到了龙津河的“水穷处”。新“红中”隐现在一片茂林修竹之中，那儿幽雅迷人，是我少年时从不曾去过的地方。
真意想不到，走进校门，就望见陈家伍老师正在校园的广场上躬腰用粉笔出黑板报。眼前的景象实实在在，却又仿如身在梦中。梦里梦外，都令我感受到母校的亲切与温馨。
红城中学的网页上，详细介绍了她今天的规模、面貌与成就，分布各方的校友们都能欣喜地看到她50年来与时俱进的巨大变化。红城中学的教育事业，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成功的。时下人们总拿“升学率”和有没有培养出“出类拔萃”的人才来衡量教育的成败。
我认为，升学率高无疑应该是学校的追求目标，学生日后能成名自然也是学校的期望。但能否“出类拔萃”，更多的是与学生自己的天分、努力和机遇有关。平民教育不是精英教育。学校只要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他们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能为国家添砖加瓦，也就成功了。否则，我等一生平凡，不是没有资格写回忆母校的文章吗？
在今年的教师节和初中母校50周年校庆即将来临之际，谨以这篇小文，表达我对新“红中”的祝愿，同时衷心感谢曾经给过我良好教育的敬爱的老“红中”的老师们！
二○○八年七月十八日·深圳市作者：马健能来源：我是海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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